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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跃进” 人民公社化

作者:管理员   | 发布时间:2017-06-19 16:48:00   | 来源:
    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通过“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
的总路线。6月5日,县委、县人民政府召开坚决贯彻总路线的四级干部誓师大会。接着组织
4万多人的宣传队伍,运用广播、山歌、扎跃进门、敲锣打鼓逐户送对联等形式宣传总路线,
全县人民投入轰轰烈烈的“大跃进”热潮。
    8月初, 传来毛泽东主席视察河南七里营赞扬“人民公社好”的指示,县内各高级社迅
即向人民公社过渡, 至8月25日,全县实现人民公社化,共建立22个人民公社。即:庆远和
平、天桥冲天、白崖跃进、小龙冲天、矮山幸福、太平东风、石别先锋、北山跃进、怀远卫
星、安马东风、拉稿红旗、同德红星、北牙红光、拉利红旗、洛西火箭、洛东乌克兰、三岔
红旗、屏南胜利、德胜超美、围道红旗、拉浪火箭、龙头红旗等人民公社,实行一乡一社,
最大4500户,最小800户。原来115个高级社改为生产大队,下属2500个生产队。公社设党委
会和管委会,统一领导全公社的工农业生产,成为工农商学兵“五统一”的政社合一组织。
实行统一经营,统一核算,统一分配的管理制度。原高级社的财产即变为公社财产,劳动力
统一调配。并要求做到组织军事化,生活集体化,行动战斗化。公社以自然屯或生产队为单
位,大办公共食堂,统一开伙,提出“吃饭不要钱”的口号,按劳动力等级发放工资。原来
高级社行之有效的如“三包一奖”(包工、包产、包投入,超产奖) “四固定”(劳力固定、
耕牛固定、农具固定、耕作区固定) 等规章制度,被视为赶不上形势而被废弃。原家庭饲养
的畜禽及房前屋后的果树也全部收归集体。在“破除迷信、解放思想”,“人有多大胆、地
有多高产”,“一天等于二十年”的口号鼓动下,一些人头脑发热,凭主观行事,办“千头
猪场”,“万只鸡场”,搞“30万斤峒”,“万斤亩”,进行高度密植和并蔸,争放高产卫
星。庆远和平人民公社在一块田中搞禾苗并蔸,用镜屏反光、鼓风机吹风等办法以解决光照
和通风不足问题。龙头红旗人民公社仿水稻高产卫星办法,放出“宜山黄豆赛全国”的卫星。
    9月下旬,全县开展大办钢铁、大办工业运动。县委抽调2万多人组成“钢铁远征军”,
由县委书记韦勋猷等带队赴环江参加钢铁大会战。同时又派出大批劳力(高潮时达5.97万人,
含干部、居民、学生) 到县内九龙、洛西、拉稿、拉利、流河等钢铁基地建高炉炼铁,砍柴
伐树烧木炭为高炉提供燃料。计建高炉5902个(其中烧结铁炉5486个) ,炼出土钢12.36吨、
灰口铁1615吨、烧结铁8300吨。全县抽调近万人搞工业,建立厂矿1936个,其中较大的有农
具厂111个、颗粒肥料厂955个、石灰厂471个、碾米厂88个、砖瓦厂125个、木器厂34个、榨
油厂20个、矿站127个。并在县内推广双轮双铧犁、玉米脱粒机等农业机械。
    “大跃进”期间,公社无偿平调各队财产 (1958年秋是平调粮食,此外主要是平调劳动
力) ,推行平均主义。生产上实行“大兵团作战”,不问农时是否合适,都要按统一进度进
行。干部犯“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特殊化风、对生产瞎指挥风的“五风”错误。挫
伤了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出现“一等扛黄桶(打谷桶)、二等挑箩筐、三等拿镰刀、四等五等
把手摇,出工不出力”的松散局面。由于用粮无计划,消耗了部分存粮,密植和并蔸使部分
农田有种无收,过多劳动力外出炼铁烧炭,在家的多为老弱者,劳动力不足,收割粗糙,本
应入仓的粮食受到损失。1959年春食堂口粮开始出现困难(但因浮夸风盛行,大都掩盖真象)。
当时公社权力下放,改为大队核算。是年秋后,出现粮食紧张状态,在全县范围内进行核实
产量,开展“反瞒产”运动。一些队干为求“过关”,违心地布设粮囤假象,而一些坚持讲
真话,表示并未瞒产的干部则遭到批判斗争。石别公社党委宣传委员阮湘绵因说“再送粮入
库就交过头粮了”,被停职反省。德胜公社榄树大队党支部书记覃树景抵制弄虚作假,拒不
谎报,被大小会轮番批斗。由于粮食匮乏,大部分食堂减少了用粮量,或掺以代用品食用,
使多数人营养不良,重者浮肿。据1959年统计有1.35万人发病,1960年有些人因浮肿而死亡。
县委、县人民政府迅即派出医疗队到发病较多的公社进行救治。1961年又出现浮肿、干瘦,
小儿营养不良,妇女子宫脱垂和闭经的“新四病”。县卫生部门派出医疗队,县财政拨出治
病专款,遏制了病情的发展。
    1960年冬,进行“整风整社”,反“五风”,纠正“一平二调”的错误,县财政拨出专
款对被平调的社队给予退赔。计县、社、队三级共应退赔平调款131.82万元,后因资金不足,
财政发期票40万元弥补。1961年上半年贯彻中共中央《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
及“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大队由115个划为151个。是年冬,县委、县人民
政府决定由集体借田给社员冬种小麦、油菜,使社员基本吃饱饭。后又恢复集贸市场,取消
公共食堂。1962年贯彻毛泽东主席提出的“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和中共中央《关于改变农村
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指示》,将劳动力、土地、耕牛、农具由大队核算改为生产队
核算,克服了队与队之间的平均主义,恢复按劳分配。粮食按30~40%为以人定等、以等定
量作口粮分配,其余按工分分配。退还社员房前屋后的零星果树,给社员分配少量自留地,
允许社员开垦少量荒地,使生产有了转机。年将25个公社合并为9区1镇,大队改称公社 (习
惯称小公社)。生产队核算单位为3435个。在粮食生产管理上实行三定(定产、定购、定销)、
三包(包产、包工、包投入)。1962年粮食总产恢复到1959年的水平。1963年遇到特大旱灾,
粮食总产跌至1949年的水平。后因强调阶级斗争,把原来“以人定等”的口粮分配比重提高
至60~70%。
    1965年“四清” 运动时复将区改为公社, 全县有公社11个,原有的小公社改称大队。
“文化大革命”中的1967年开始推行“大寨式”计分法,突出政治工分,工分等级差甚微,
使社员产生“工分差几厘,何必辛苦又着力”的消极情绪,出工一条龙,做工一窝蜂,互相
观望等待。后来在生产中为抢上季节,突击完成“急”、“重”的农事,亦采用部分“按件”
计分法。1975年,县委、县人民政府宣布要三年建成大寨县,再次强化平均主义,口粮分配
采取“自报公议”,曾一度进行建大寨式住房。在此期间,由于贯彻以粮为纲的方针,县财
政重视农业投入,粮食产量仍有所增长,而社员收入提高不大。1974年全县劳动日值平均为
0.30元,1977年为0.42元。1979年全县3094个生产队,年人均收人200元以上的有17个、150
至200元的58个、 101至150元的396个、61至100元的1497个、21至60元的1104个、20元以下
的22个,出现一些超支户。1981年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责任田按土地条件好坏进行搭
配,粮食公购任务分摊到承包户。1984年公社全部解体。